“留学爱好者”王石在哈佛、剑桥、牛津和希伯来大学的十年

很长一段时间里,王石对自己的“商人”身份很困惑。他成长于一个干部家庭,一直住在机关和干部大院,相对于“商”,他其实对“官”更熟悉。当时的社会,商人地位不高。他从小看的小说,比如《威尼斯商人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,里面的商人都是斤斤计较、唯利是图的形象。后来即便到深圳创业,走上了商人的轨道,他也只是把经商当跳板,想着将来要去国外留学。“我并不想一辈子当商人。”可没想到,这一干还就干了一辈子,他的人生与“商人”这个身份再也分不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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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11月底,王石在媒体上抛出了楼市“拐点论”,决定缩减计划开工量、调低售价。他的言论遭到了房地产同行的联合抵制,他们公开反对万科降价,质疑降价动机。在一些城市,还出现了业主砸售楼处的风波。万科陷入被空前孤立的状态。“拐点论”风波未平,2008年汶川地震,万科捐款200万,又遭到公众质疑。面对指责,活跃的“版主”王石大声喊话:慈善出于自愿,不应该“比捐”,也不要让慈善成为低收入员工的负担。此言一出,网上的指责以每天五六十万的规模奔涌而来。一名网友的尖刻辱骂,让王石至今记忆犹新:“虽然你登上了珠峰,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”。

哈佛“追星族”和剑桥“院士”

王石万科留学自传我的改变哈佛

2011年,“阿拉伯之春”席卷中东,王石开始对“颜色革命”爆发的深层原因产生了浓厚兴趣,就去听了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困境相关的课程。进了课堂,他才发现,整个教室只有两个学生上课,而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地在那里讲。“在这一点上,哈佛的学生真是幸福。”

在哈佛,他遇到了汉学家、《邓小平传》作者傅高义。傅高义在日本学上造诣很深,中国改革开放以后,他的研究兴趣又转向中国。1980年代,他曾到广东做田野调查,而彼时的王石恰好在深圳经商。王石在哈佛的研究课题“江户时代日本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”,与他自身对商人身份的困惑有关,傅高义正是他的指导老师之一。这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在《我的改变》序言中如此评价自己“学生”的表现:“在哈佛大学,王石并没有成为一名学者,但他的确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……他渴望察知日本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,他试图鞭辟入里。”

转折发生在2008年。那一年,万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王石也完成了登顶七大洲最高峰、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的“人生目标”,眼看着功成名就、心愿得偿,可以颐养天年了。可意想不到的风波,转眼又把他带到了人生的“至暗时刻”。

1980年代,他经常从深圳出差去香港。那时候,内地人去香港买的都是“三大件”,王石却把购买指标让给同行的人,自己去书店买书。他主要买两类书,一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管理书,另一类则是文史哲,罗素、萨特、韦伯、汤因比、井上靖、钱穆、柏杨、黄仁宇、龙应台……那时,对他触动最大的,还是他“下了很大功夫”读的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,“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”。另外就是那套影响巨大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,其中又以张五常的《卖桔者言》让他获益最大。

王石爱登山很出名,但这些年他更大的“爱好”,却很少有人提及,那就是“到处当留学生”。

不出意外的话,希伯来大学会是王石留学生涯的最后一站。按原计划,他应该再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待上一年,之所以取消,是因为到希伯来大学三个月以后,他就感到这所大学“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方面的实力也非常强”。他还看到,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极强的创新能力,这个国家的未来应该是与中国的发展相关联的,而自己可以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。抱着这样的想法,他在以色列的安排也随之改变。“如果说之前在哈佛大学是单打独斗地学习,在这里,我已经有意识地号召一些国内企业家和青年学者,来做访问学者。”

有人当然会觉得,王石留学,就像登山一样,不过是作秀而已。与王石相识多年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开始也这样想,但渐渐地,他意识到王石就是“想改变自己,丰富人生,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,活得更有价值,为自己,也为社会”。在剑桥,王石选择“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”作为研究课题,在张维迎看来,这显然没什么商业或作秀的动机,就是在“追求学问”。

语言是第一道难关。在哈佛,他几乎不用中文和人交往,为的就是要学英语。但还是很难,身处一群年轻人当中,王石慨叹,“理解力虽然没问题,但是反应能力和记忆力是明显不行了,学语言靠的就是记忆力”。

孙行之

到哈佛第一年,王石一口气选了很多与中国古代思想有关的课程。普鸣(Michael Puett)教授的“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”,是他在哈佛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。“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,就是从哈佛开始建立的。”

初来乍到,哈佛五花八门的课程让王石“迷了路”。他选课一度贪多,而且“随大流”“凑热闹”,“就是看哪门课选的人多,就去选哪门”。他也会跟年轻学生一样,做“追星族”——曼昆的基础经济学,听课的学生达1000多人,他便也挤过去听;后来又选了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那门火遍互联网的“幸福课”。

如今,这种“留学”生活已进入第九个年头,68岁“高龄”的王石,眼下是正儿八经的以色列希伯来大学“访问学者”。头一年的大课上完后,他开始琢磨开办企业家训练营,但是这需要整合当地的教育资源,会多很多社会活动,还要时不时去日本。“还是多少有点警惕自己,学习外花的时间不能太多,如果太多的话,那就不要学习了,离开这里好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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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改变:个人的现代化40 年》

同行与网友的夹击,让万科和王石面临空前的“道德危机”。但在王石自己的理解里,这两次事件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矛盾。遭遇挫折后,原先在价值观上的强大自信动摇了,现实的困境让王石的“知识焦虑”更为深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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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十年的学习,对王石“可以说是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”。现在,如果重新面临2008年的状况,他是否还会对公众说出那样一番话,又会以什么方式处置危机?对此,他没有明确表达。但在书里,他从中国的历史、制度和现状的角度,重新反思了那两次事件。他说自己如今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问题,理解中国现状也容易多了。他更多思考的,已经是“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,怎么在全球文化中把握平衡”。

他不止一次想过要放弃。“学不下去就是学不下去,这方面我没什么自尊心,也没啥不好意思的。”但他不想让自己后悔,“我现在放弃了,就没机会了,总不见得65岁再来一次,不像年轻人,不好好读书,想通了还能再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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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在哈佛大学的公寓

2008年,在王石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,“我的很多人生转变,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”。

“至暗时刻”和“知识焦虑”

从美国的哈佛,英国的剑桥、牛津,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,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,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《我的改变》,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。2008年,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,“我的很多人生转变,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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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剑桥两年后,也就是2015年,彭布鲁克学院授予王石“威廉·皮特”院士称号。仪式举办那天,他特意把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请到了现场。后者是王石的好朋友,两人有着“男人之间的竞争的关系”。“对我而言,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。我会说,‘虽然我不是科学家,但是我在剑桥也获得了院士的身份’。”

“一个人对自己的反思,通常从低谷开始。”张维迎觉得,2008年的两次事件对王石影响重大,“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,他想远离舆论和商界,重新塑造自己”。沉睡多年的留学梦此时被重新勾起。

哈佛第一年,王石选的课里,60%都是本科生课程。他常常要学到凌晨两三点才能躺下,但大脑还无法从兴奋模式抽离,难以入眠,第二天又要赶着去上八点半的课。这样的状态让他一度濒临崩溃,“感觉自己根本熬不下去,再这样下去,怕是要熬出抑郁症了”。

王石的原生家庭与中国传统文化很隔膜,他的父母不是知识分子,中学时代又遭遇“文革”,学校的正规教育在他初二那年就中断了。他坦言自己崇尚西方现代思想,对传统文化“一直持虚无的态度”,甚至“庆幸自己没有受到污染”。后来,在企业管理和个人成长上,他也一直这样坚持,而且颇为自信。

68岁的王石目前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“访问学者”

有那么几年,王石经常去看望因经营出现问题而锒铛入狱的企业家,包括南德集团的牟其中、德隆系的唐万兴、红塔集团的褚时健。去看他们并不是因为私交深厚,也不是因为有生意往来,他觉得,用“物伤其类,兔死狐悲”来形容更准确。

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企业家扎堆的地方,可王石的选择却是亚洲研究中心。留学时,他要学的不是某一门面向现实的具体知识,比如经济学或管理学;也不单单是面向将来的学问,比如人工智能和未来学。他选择的角度是遥远的过去,来自“宗教发生学”。哈佛、剑桥、希伯来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,在王石心目中,是矗立于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标杆,分别代表着基督教清教、基督教新教、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。他希望从中西文化比较中,寻求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改变。

看上去,“留学生”王石现在的状态,比9年前轻松多了。当年出发时,他选择的第一所学校,就是挑战高难度。在以学习压力大著称的哈佛,这个年近六旬、英语不过硬的中国人,与一大帮20岁上下的小年轻坐到了一起,啃完了自己所选的每一门课程。

王石 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