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权利和互联网规范的冲突,可能是下次美国大选的焦点

《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》(上下)

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4月版

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衰退,使得财政刺激能够直达家庭和企业,精准化的“数字QE(量化宽松)”需求已经在全球升温。

基辛格社交网络互联网脸书

对于历史学家来说,“社会网络”是一个新的研究工具,此前,它一直被社会学家牢牢掌握。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觉得,注重等级体系而忽视网络的研究思路,正将历史学家们引向陷阱,因为“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,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有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”。在新著《广场与高塔:网络、等级与世界权力斗争》中,弗格森试图用网络的视角,去透视过去250年间的重大社会事件:人际网络遍布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、政府机构、犹太人组织、被“阴谋论”包围的光明会、苏联的解体、“9·11”、金融危机、英格兰银行的没落等等。

弗格森:在中国,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融洽的。但在美国,华盛顿和硅谷之间会不断产生冲突,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。我认为,谷歌是更需要被指责的,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脸书的指责。我认为,这一方面是因为扎克伯格自己的行为方式所致;另一方面,脸书有非常强大的资源,它不仅拥有美国的用户,还有全球用户。它拥有24亿用户量。如此庞大的用户量,让这个平台成为焦点。

第一财经:写完《广场与高塔》一年后, 再回看你的研究对象基辛格,现在你对他的人际关系处理手段有什么新的见解吗?

第一财经:你在书里写了250年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。互联网革命到来之后,人类社会的“社会网络”将会产生什么变化?

弗格森:我认为,在他的网络中,多样性是最为关键的。作为学者,他在西方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,他与好莱坞的明星们也关系密切。在进入尼克松政府工作后,他与记者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。他能够与媒体建立私交,成为朋友,而与此同时,总统们却总在和媒体“打仗”。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到记者,但实际上,他在和媒体的沟通上花费了大量时间,几乎每周日,他都会和媒体人一起吃饭。所以,他能够营造比较好的公共形象,扩大影响力。我想,在写《基辛格》第二卷的时候,我将着重描述他和媒体的关系。

弗格森:是的。当我完成《基辛格》第一卷,将要着手写作第二卷的时候,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这样一位学者能够在世界权力秩序当中赢得如此巨大的成功?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我认为,这一切都不是正式制度赋予他的地位,而是得益于他构建社会网络的能力。但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,我发现之前自己研究的很多主题其实都与网络有关,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等。当时,我就决定要写这本书,通过它来学习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,以打牢我着手写作《基辛格》第二卷的基础。不过,在这本《广场与高塔》中,我对基辛格的这种能力只做了尝试性的分析。

脸书的问题是,平台上有广告,也有虚假新闻和极端信息,所以扎克伯格的工作应该是去过滤掉这些虚假和极端信息。这也是德国政府的观点。但是之前,扎克伯格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,这不是脸书的工作,脸书要做的是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发言权,包括政客。美国政客在使用脸书时,也可能说谎话,事实上,他们已经把网络作为信息战的战场。我认为,自由权利和互联网使用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。它可能成为下一次美国大选的焦点问题。

《基辛格:理想主义者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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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清友说,我始终认为,关于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效应,还真不应该被高估。

第一财经:新书《广场与高塔》中也有一章是关于基辛格的。你认为他是一名“社交高手”。从规模和多样性来说,基辛格的社交网络超过了尼克松和福特这两位他辅佐过的总统。你对“社会网络”的研究兴趣,也是源于对基辛格从政经历的梳理和思考吗?

第一财经:有一种观点认为,互联网革命催生出“数据高塔”,网络并没有让社会更加民主,反而是加重了等级化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弗格森:现在人们大都夸大了网络的影响。在此之前,科技一直不是改变社会网络的关键因素。过去科技不发达,依然有人拥有很强的社会网络动员能力,比如天主教的传播、伊斯兰教的传播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夸大了手机和电脑在社会网络方面的影响。科技只是加速了社会网络的形成,但不是改变它的关键。当我们拥有了互联网时,行为的确是被网络改变了。我们有谷歌和脸书,他们会在平台上投放广告,这改变了用户使用网络的方式。通过这样的影响,来总体影响社会网络的变化。但是纵观人类的历史,我们可以知道的是,非正式网络和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,一直是不变的。

孙行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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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版

弗格森:这是肯定的。一方面,当一个人加入网络时,他更倾向于关注本就赢得了很多关注的、拥有很多资源的人,比如特朗普,而不是我。这就加剧了关注度上的不平等。第二个不平等,是网络平台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巨大不平等。在网络平台上,最先起步的人拥有90%的资源,追赶他的人拥有9%的资源,而其他人只有1%的资源。这就是网络经济和普通产业的不同。网络的确加剧了不平等,这是很多人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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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第4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,截至今年3月,我国网民规模为9.04亿,互联网普及率达64.5%,较2018年底提升4.9个百分点。

第一财经:你认为,像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络巨头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?

通知要求,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要对互联网电视业务经过的骨干网、城域网、接入网以及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相关设备进行IPv6改造。除了IPv6的网络基础设施改造,通知还要求各电视台以及各CDN服务商、各终端厂商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要完成有关IPv6的相应改造。

第一财经:你写上一本书《基辛格:理想主义者》,是收到了基辛格本人的邀请。你写完以后,他是否曾提出要审稿,并修改你的文本?

弗格森:我和基辛格的协议是,我有权自由地根据我所找到的资料去写作,原则上他不能做修改。他对我唯一的要求是,在引用他的家信时,他本人是有权去修改的。我在这批信件中找到了很多基辛格写给他父母的信,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他的第一任妻子的。基辛格希望我不要引用关于他第一任妻子的内容。我在写作时,与基辛格讨论了所有的内容,这种讨论也会触发他的回忆,让他向我追忆更多的往事。作为同样离过婚的人,我很能理解他的要求。除了这部分内容,基辛格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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